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正当中国大众在担心今年上半年以来银行业迅猛的信贷增长是否会带来通胀问题的时候,最近农产品的价格出现了悄然迅速上涨的势头。尤其是进入8月以来,我国肉类和鸡产品价格快速上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和我们平日生活息息相关的猪肉和鸡蛋价格。而且,我们注意到,在猪肉和鸡蛋的带领下,本月上半月,全国农产品价格都出现了普涨的迹象。那么,中国农产品的价格是否会成为我国下一轮通货膨胀的导火索?也就是说,在目前宽松的货币环境下是否会激发其他消费品也乘势而涨从而真的爆发一场令人担心的通货膨胀局面呢?事实上,这些问题涉及到我们对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首先,猪肉和鸡蛋价格是否会“持续上涨”?事实上,由于前一阶段猪肉需求大幅度回落,造成价格的低迷。但是,后来随着政府增加农产品储备以保证市场的消费能力这样的干预政策到位后,以及社会对猪流感认识的偏颇减少后,市场需求明显出现了回暖的迹象,而当初由于“利润薄”主动减产的养猪户也不在少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表现出来的价格上涨是一种“供求”失衡的表现,再加上季度和天然条件的客观因素使得这两类食品价格的上涨非常明显,不过,它是可以通过市场的力量和“时间”况我国有些地区,比如湖南省,生产能力与国际水平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
其次,猪肉价格上涨的势头是否会蔓延到其他商品?而且,我认为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很可能导致中国式的“通胀预期”自我实现的问题。因为,人们会把猪肉价格上涨等同于通胀来临前的信号,这也是有根据的,07年中国通胀水平高的一个较大贡献因素是世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推动了中国价格“同”涨的格局。于是,当人们形成了这样通胀预期后,企业家自然就会有动因提高产品的价格以“转嫁”个人和公司经营所带来的高成本,消费群体也会根据价格上涨的势头,更加确信通胀的形成,提前抢购那些“认为还要继续上涨”的生活必需品或以省吃俭用的方式来无奈的“抗衡”可能出现的通胀对自己开支上的负担,当然富人们更是加大力度去投资“黄金”和“房地产”这类“保值商品”,可想而知,在社会这种根据自己的通胀预期所产生的“抵抗”通胀风险的行动中,一定会“迎来”(消费品越来越贵的)真正意义上的通胀状态。如果我们意识到今天中国的物价水品中有自己经济调节过程中所出现的暂时商品短缺的特征,而不像2007年下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那样,国际农场品价格、原油价格的定价机制,都掌握在被金融投机资本控制的期货市场手中,那么,本次猪肉价格和农产品价格蔓延的渠道就不可能和前两次一样。事实上,那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让国际投机资本通过“输出”通胀搭了“分享我们财富”的便车。但是,这一次是我们自身形成的,按理说,我们的市场有能力来调节它。可是,一旦人们按照自己想当然的通胀预期方向采取“保值”行动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过度提前消费和保值性的投资行为就会创造出“通胀”的结果。而且,更要小心的是,一小部分拼命兜售“通胀”故事的人,实际上是想利用大众“非理性的行为”来谋取自己“算计好”的个人暴利。对此,政府要在各个市场加强对“哄抬价格”行为的人进行严格的监管和严厉的打击。
第三,农产品价格通过有效的管理遏制住了它的上涨,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能够远离通胀?我认为,只要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改变,对工业生产资源的刚性需求一定会让我们缺乏定价权的弱势暴露在到目前为止还是由金 本掌控的国际生产要素市场上,让我们再次品尝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中国卖什么、什么就降价”的尴尬局面。所以,中国通胀再来的可能性首先还是在于“成本输入型”的通胀渠道上,而不可能在目前产能过剩、后顾之忧较多、贫富分化严重的中国社会经济的格局下出现消费品价格暴涨的格局!即使人们钞票拿得多(工资上涨,补贴增加)也不会轻易地用于改善自己当前生活质量的消费支出上,而更多地却流向用资金吹大的虚拟经济,由此期望从中得到更多的钞票(近来,不少专家们喜欢根据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的理论,将“货币”和“物价”简单的联系起来去强调通胀预期的“必然性”,而没有意识到中国“特殊”的经济结构所造成的“货币沉淀”的事实)。这就使得中国实体经济出现产能过剩(商品市场“通缩”),虚拟经济却造成流动性泛滥(资本市场“通胀”)的失衡状态。第二个形成当前通胀的可能性是我们通胀预期先行,然后自己为了抗衡通胀风险所采取的提前囤积商品和对房地产的过度投资行为所造成的,它通过建材品和生活必需品持续的“价格上涨”可能会导致政府财政赤字的迅速恶化,和政府因为远离市场无法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来调整刺激经济的规模的状况,于是政府“花钱多”和政府“肯花钱”的“外在形态”得不到有效控制的话,社会就会开始担心政府财政赤字将来是否会通过增发货币来消化,市场也感觉到谁有“路道”,谁就能向政府卖出一个好价格,从政府那里赚到一大笔丰厚的利润,而没有“路道”的企业群体就会责怪这种不公平的、缺乏市场竞争的机制,并认为正是这种机制造成了价格向上扭曲的格局。
所以,中国要远离通胀,就必须要改变当前过度投资的问题、必须及时向公众披露价格形成的黑箱子,必须敢于打破市场垄断,尤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政府应该尽快把经济运行的方向盘交给能够创造市场活力的企业家和消费大众。政府部门也要充分认识到通过“行政”管理价格来避免通胀问题对今天贫富差距较大的中国社会的负面冲击,以保持社会和谐的做法,不能够替代通过市场自身供求关系来调整价格的规律,相反,政府应该通过打破垄断,降低民营经济的准入门槛的方式来促进价格形成的合理机制,只有这样做,才会带来有利于消费者福利的“公平”价格水平,也会产生有利于消费者财富的健康成长和金融市场稳定发展的新格局。
总之,对于当前农产品价格的迅速反弹,尽管我们不应该人为地去夸大“通胀预期”,但是,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一旦通胀形成后(比如世界原油价格大涨,北方不可抗拒的“干旱”让我们不得不接受通胀的事实),它对中国这样一个贫富差距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负面影响不可忽视。为此,我们要对中国社会所可能形成的“特有的”通胀机制,“事前”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拿出一套“事后”有效的应对措施。